资本主义让意识形态变为虚妄——兼论意识形态话语的虚与实
蒋雪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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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经济基础决定的上层建筑的观念表达，意识形态及其话语在不同社会形态中呈现虚实之别。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资本主义所有制占据主导地位，资产阶级标榜的自由、平等、民主、博爱等话语，逐渐沦落为“名实不符”的虚假意识。随着生产力发展，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虚假性愈发凸显，必然要被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及其话语取代。社会主义从根本上为自由、平等、民主等意识形态话语的实现提供了生产方式和制度基础。这一实现过程具有历史阶段性，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真实性的彰显，仍须经历由应然向实然转化的历史过程。
基金：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研究专项“红色影像叙事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研究”[23JDSZK172];国产色情 “习近平文化思想”专题研究项目[2023ECNU—XWHSX-05]阶段性成果
关键词：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虚假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强调要“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1](p.36)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工作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但不容忽视的是，当前仍有少数观点误读意识形态话语，混淆意识形态话语的虚与实。笔者认为，所谓意识形态的“虚假”，是指在阶级社会物质生产关系结构性制约下，意识形态话语系统遮蔽了社会现实关系，导致意识形态呈现出明显的虚假性。国产色情认为，阶级社会的意识形态，本质上是为统治阶级辩护的“虚假的意识”。马克思和恩格斯主张通过批判去除意识形态被遮蔽的虚假状态。意识形态的“真实”，则是指破除阶级社会物质生产关系制约，通过意识形态话语客观反映社会现实关系与集体利益诉求。列宁在马克思、恩格斯批判“虚假的意识”基础上提出“科学的意识形态”，认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是为广大工人和农民阶级普遍利益服务、具有科学性和阶级性的意识形态，强调要加强建设无产阶级意识形态领导权。
之所以要区分并论述意识形态话语的虚与实，是因为存在不准确的认识，如有观点根据马克思、恩格斯批判“虚假的意识”，推论“所有意识形态都是虚假的”；有观点被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的华丽外衣迷惑，认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是真实的、令人向往的”；有观点因现实社会主义社会仍存在不同形式的矛盾，得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虚假的”等错误观点；等等。澄清意识形态话语的虚与实，辨别种种错误认识，区分资产阶级价值观与无产阶级价值观，科学把握资本主义使意识形态变为虚妄的历史过程，社会主义使意识形态由虚变实的历史过程，对于牢牢把握党的意识意识形态领导权，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2](p.43)具有重要意义。
一、资本主义使意识形态话语变为虚妄的历史过程
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等话语构成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主要范畴，在实践中充分彰显革命力量。随着资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据主导地位，资本主义制度逐渐确立，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话语逐渐从反封建的真理转变为维护特殊阶级利益的工具，不断凸现虚假性。考察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从真实转为虚妄的历史过程，是认识意识形态话语虚与实的历史前提。
（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充分彰显意识形态力量
第一，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等，是以新兴资产阶级为代表的广大群体，反对封建生产方式的意识形态话语。在漫长的中世纪，受封建专制统治和宗教神学压迫，普通民众实际上毫无人权。随着城市工商业发展，封建社会内部逐渐孕育出与封建社会生产方式相抗争的新阶级力量——城市市民，这一群体成为新贵族和新资产阶级产生的“土壤”。他们要求摆脱封建领主等制约，如颁布许可权等，倡导自由贸易和平等的商品交换，以获取更多利润和市场优势。然而，“在经济关系要求自由和平等权利的地方，政治制度却每一步都以行会束缚和各种特权同它对抗”。[3](p.111)于是，新兴资产阶级等群体向封建王权和神权政治发起攻击，在这一过程中，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等成为新兴资产阶级塑造自身意识形态的基本范畴，成为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代表性概念。虽然相关话语由新兴资产阶级提出，但也包含农民、工人摆脱地主土地所有制、行会等级枷锁等封建生产方式的呼声，它不是观念的，而是现实运动的产物，具有一定客观必然性。
第二，“天赋人权”理念等，是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贵族特权的代表性意识形态话语的“集合体”。新兴资产阶级举起“天赋人权”的思想旗帜，提倡人权、反对神权，批驳蒙昧主义，提出摆脱宗教桎梏，取消封建宗法制度对人的压迫，肯定人的尊严和价值，主张人的个性自由和解放，最终把封建统治者“君权神授”的思想观念拉下神坛，以“天赋人权”等理念和话语，引证每个人与生俱来享有自由、平等的权利。“天赋人权”理念认为，自然造物主在创造人类时，就赋予每个人平等的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幸福权，这些权利不可剥夺和转让，是人之为人的体现。其中，“平等”直指反对贵族特权，要求人人平等，拥有追求美好生活的自然权利；不分贫富贵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拥有平等的政治权利；主张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保障平等的自然权利向平等的政治权利转化。“自由”要求把人从宗教神权等封建特权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获得经济、政治等自由，并通过国家、政府的保障维护自由。“博爱”主张打破封建等级制度下的隔阂与偏见，认为应无视出身、地位、财富状况等，所有人都应相互关心爱护。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指出，追求自由和平等的“激情开始相互碰撞并且暂时融合，然后在接触中相互磨炼、勉励，最后终于使得整个法兰西的心燃烧起来”。[4](p.181)
第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话语成为革命的“武器”。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等话语在实际中充分展现强大真理力量，唤起广大群众对封建等级制度和宗教神权的强烈不满与反抗意识，投身革命洪流，合力推翻旧有封建专制统治，建立起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等话语被确立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基本政治原则，一整套制度体系随之予以保障。载入法国1791年宪法的《人权宣言》写道：“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5](p.15)美国《独立宜言》庄严宣告：“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从他们的‘造物主’那边被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所以才在人们中间成立政府。”[5](p.9)人们从封建、宗法的人身依附枷锁中挣脱出来，有权利自由进行商品交换，甚至劳动力也可以作为商品在市场中自由买卖，这些外部条件进一步促进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巩固和扩大，又促进了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等意识形态话语传播，破除了封建社会长期施加给人们的愚昧迷信观念，推翻维系等级的制度机构、风俗习惯，给促进思想上的解放。
由此可见，当代表历史进步要求，在破除封建专制束缚、变革封建生产关系等实践中与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保持一致时，资产阶级的阶级意志便具有历史正当性，并通过意识形态话语乃至领导权建构呈现出来，相关话语的集成也推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成为普遍价值规范。
（二）话语由实变虚的历史前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据主导地位
第一，意识形态话语在资产阶级获得政治权力后发生功能转变。资产阶级领导的政治革命推翻了封建专制统治，把人从封建、宗法、人身的依附关系中解脱出来，使其享有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中无法实现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具有一定现实意义。然而，在获得政治统治地位后，资产阶级重蹈奴隶主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覆辙，逐渐背离广大人民群众利益，把注意力集中在对自身获利与否的计算以及维系自我权力等方面，尤其是对自身执掌政权及占有经济利益的辩护——这就转变了意识形态话语功能。马克思指出：“当初与这种交往形式相适应的意识当然也就愈不真实，也就是说，它不再是与这种交往形式相适应的意识了；这种交往形式中的旧的传统观念（在这些观念中，现实的个人利益往往被说成是普遍的利益）也就愈发下降为唯心的词句、有意识的幻想和有目的的虚伪。”[6](p.331)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等话语，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蕴含的进步性与真实性，蜕变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空洞抽象和虚假性，本质上维系资产阶级特殊利益并使之具有普遍形式。
第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意识形态话语功能转变的根本前提。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掌握政治权力的背后，必然是巩固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保障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而不占有生产资料的广大劳动者，只能向资本家出卖劳动力以维持生活，接受被他人统治的命运。这种占有关系的不平等，导致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对立阶级——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造成资产阶级利益与广大社会成员利益的分化与冲突。为维护自身特殊利益，资产阶级通常会把自身包装为广大社会成员共同利益的提供者与维护者，使广大社会成员在追求所谓共同利益的过程中不自觉地为资产阶级的特殊利益“服务”。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已经指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7](p.552)在从特殊到普遍、从部分到全体的话语逻辑转变过程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据主导地位，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话语从真理变为虚妄的重要前提。
第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话语变为虚妄的主要表现。
从资产阶级视角来看，实现资本增殖、获取源源不断的利润，是资产阶级的核心利益。实现资本增殖，要求资产阶级提供商品交换体系，可供全体社会成员自由、平等参与商品交往，满足社会成员对商品的需要，也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的要义。可见，资产阶级“自己的利益”与“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部分一致，在一定范围内互为实现的前提条件。然而，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决定了资产阶级“自己的利益”必然会突破“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框架，以牺牲社会共同利益为代价实现自身利益。被资产阶级控制的资本，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8](p.871)资产阶级紧紧抓住自身特殊利益与社会共同利益的一致之处，用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等具有普遍性的意识形态话语，掩盖追求自身利益的特殊性。这种以普遍之名行特殊之实的表现，成为马克思、恩格斯指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虚假性的主要理由。
从社会成员视角来看，广大社会成员对共同利益的“误认”，导致努力追求的共同利益或普遍利益，实则是资产阶级的“特殊利益”。而“误认”的原因，就在于共同利益或普遍利益固有的形式化属性。共同利益的形式化，表现为其使用统一尺度对待全体社会成员，即每个社会成员都公平享有权利。这意味着对各个社会成员差异化的漠视，即忽视处于不同客观境遇、拥有不同主体禀赋的社会成员，在借助共同利益平台获取资源与机会方面差异显著。这就导致资产阶级可以凭借统治地位获得的结构性优势，不断攫取特殊利益，即主导形式呈现为普遍平等的共同利益，却发挥着追求特殊利益的功能。然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话语总是宣称每个社会成员在追求共同利益的过程中能够获得自身利益，并以获取和增长自身利益来增进共同利益和普遍利益。资产阶级在“歌颂”自己承担公平对待全体社会成员责任的背后，体现的正是其意识形态话语的虚假性。
不难得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话语难以真实反映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实质上是资产阶级通过遮蔽真实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等，维护自身利益的产物，是一种“虚假的意识”。可以从自由、平等、民主、博爱等价值观中，窥探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话语在“温情脉脉的面纱”下的“虚妄”本质。
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的虚假性特征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与发展，只会更加凸显意识形态话语的虚假性。话语的理念与话语的实践，不断呈现二元对立状态。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力愈发展，意识形态话语虚假性也表现为形式的多元化，“多元”的虚假性更加呈现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的“虚妄”。
（一）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强固了意识形态话语的虚假性
第一，形式自由与真实自由的对立。在唯物史观中，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标志着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逐渐摆脱“人的依赖关系”，进入“物的依赖关系”历史阶段。在这一发展阶段，劳动者虽处于独立状态，获得了一定自由，但实质上却陷入受物统治的更深层次的不自由。资本主义制度的重要特征，即“生产的物质条件以资本和地产的形式掌握在非劳动者手中，而人民大众所有的只是生产的人身条件，即劳动力”。[9](p.436)少数具有组织大规模生产能力的资产阶级，无法提供满足这种生产的劳动力需求，需要雇佣一定劳动力以维持生产，而多数丧失生产资料的劳动者，除了出卖劳动力的“自由”，一无所有，不具有成为独立且自由的劳动者的可能。但这其实不是劳动者的自由，只是资本的自由，“是让资本能充分地自由活动罢了”。[7](p.756)所谓资本的自由，是资本持有者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竞争、贸易、买卖等的自由。对于无产阶级来说是一无所有的“自由”和出卖劳动力的“自由”，因而是被资产阶级任意剥削和压榨的“自由”。此外，资产阶级宣扬的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出版自由等，也因资本权力的制度性支配，在实施时中受到各种限制或扭曲，从而沦为形式自由。
第二，形式平等消解了实质平等。劳动者被迫出卖劳动力的“自由”，也表现为不得不接受资本剥削的“平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占有生产资料的劳动者只能向资本家出卖劳动力以维持生活。工人付出劳动、资本家支付工资，看似“等价交换”，实质却以一种流通领域的表面平等，掩盖生产和分配领域的不平等，即用“商品所有者交易的平等”遮蔽“资本对劳动力剥削的平等”。被抽象为“劳动力商品”的工人获得的工资，是由维持自身及其家庭生存所需的生活资料决定，也就是出卖劳动力的价值，而非在生产过程中实际创造的全部价值，超出的那部分价值即剩余价值，则被资本家无偿占有。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按其本质来说，它是对无酬劳动的支配权。一切剩余价值，不论它后来在利润、利息、地租等等哪种特殊形态上结晶起来，实质上都是无酬劳动时间的化身”。[8](p.611)资产阶级通过剥削无产阶级的剩余价值积累财富，在政治、社会资源分配等方面占据主导地位，造成阶级分化和广泛的不平等。然而，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却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已经打破以身份、血缘等为基础的封建等级体系，构建起权利平等的社会框架，具有独立性和自主性的个人，可以通过自身努力实现阶级跨越。在这样的叙事逻辑下，单个资产阶级的成功被归因于个人奋斗，而无产阶级的困境则被归咎于能力不够、努力不足。这无疑将社会矛盾和阶级分化问题转化为个人问题，掩盖了资本主义制度导致的结构性不平等。
第三，资本主义制度导致的不平等侵蚀民主根基。形式自由与形式平等，使民主沦为“装饰品”。资产阶级建立的国家制度，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相适应，属于政治上层建筑范畴，“不外是资产者为了在国内外相互保障各自的财产和利益所必然要采取的一种组织形式”。[7](p.584)这就决定了，资本主义国家以“主权在民”为名建立的政府，实为资产阶级的统治工具。因而，资本主义社会通行的民主形态，只能是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形式民主，不可能是把人民大众作为权力主体的实质民主。虽然民主话语内蕴的理念在政治层面倡导个人权利至上，强调公民平等享有政治参与权，但在民主政治的实际运行中，政治权力往往被少数利益集团和大资本家掌控，他们借助资本优势垄断民主话语权，导致民主最终沦落为形式上多数人参与，实际上少数人控制的“虚妄”。在资本主义国家所谓的“民主标识”——总统选举中，少数利益集团与大资本家凭借雄厚的经济资本，通过政治献金资助候选人、雇佣专业团队游说政府等方式，深度介入选举过程。拥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广大人民群众，实际上只有投资投票的权利而没有广泛参与政治的权利，选举出来的总统往往成为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言人。列宁尖锐批判资产阶级民主的虚假性，认为它“始终是而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能不是狭隘的、残缺不全的、虚伪的、骗人的民主，对富人是天堂，对被剥削者、对穷人是陷阱和骗局”。[10](p.244)
第四，与自由、平等、民主相联系的博爱，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语境下，并非单纯人道主义表达，而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扩张过程中精心编织的权力话语，其虚假性源于个人主义与民族主义交织下，以抽象的道德修辞掩盖阶级剥削与民族压迫的实质矛盾。个人主义的消极性在于原子化倾向瓦解了个人与集体、国家之间的内在统一性，绝对化推崇个人利益、权利及自由，表现为利己主义。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资本家通常采取降低工人工资、延长劳动时间等方式。即使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建立了覆盖广泛的社会保障制度，实施了多样化社会福利政策，但并不意味着无产阶级能享受到真正的关爱和尊重。资产阶级拿出“小利小惠”，主要为了缓和阶级矛盾，消解无产阶级的集体反抗意志，以维系剥削关系的再生产。对外方面，资本主义的博爱话语，将本国资本的全球扩张包装成“民族利益”延伸，把对其他国家和民族的经济掠夺、资源侵占粉饰为“现代化援助”。这种“博爱”，不仅要求本国民众支持对外侵略行为，迫使被侵略民族接受不平等国际经济秩序。19世纪，英国东印度公司以传播基督教博爱精神为名，掠夺印度资源；20世纪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将新殖民主义包装为跨大西洋团结，本质上都是资产阶级以“博爱”为借口，掩盖对世界范围内劳动者的压迫与掠夺。
“生命自由”“人人平等”“主权在民”“泛爱大众”，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制度下只是作为抽象话语存在，本质上是维护资产阶级根本利益的思想工具。马克思深刻指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7](pp.550-551)资产阶级将代表其阶级的意识形态话语，宣称为唯一合理的意识形态，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社会关系描绘成最美好、永恒的秩序，积极扮演“牧师”角色，通过广泛教育教化，企图使资本主义虚假的意识形态话语，转化为社会成员头脑中“真实”的思想意识与价值观念。“牧师的使命是安慰被压迫者，给他们描绘一幅在保存阶级统治的条件下减少苦难和牺牲的前景，从而使他们顺从这种统治，使他们放弃革命行动，打消他们的革命热情，破坏他们的革命决心。”[11](p.248)最终，以资本主义虚假意识形态话语描述的社会，只能呈现为“一幅令人失望的讽刺画”。
（二）生产力愈发展，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话语虚假性愈显露
在资本主义社会，科技的持续创新为生产力跃升注入强大动能，促进了社会财富总量增加，改善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条件。然而，这是否意味着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话语能够“脱虚向实”，摆脱维系资产阶级利益的“思想工具”身份？“劳动者在经济上受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垄断者的支配，是一切奴役形式的基础，是一切社会贫困、精神沉沦和政治依附的基础”。[9](p.226)也就是说，只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制度始终存续，剩余价值规律持续发挥作用，其意识形态话语的虚假性就始终无法祛除，而科技进步与生产力发展，反而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虚假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生产力愈发展，资本主义矛盾愈扩大，愈需要隐蔽性和迷惑性的意识形态话语。生产力的进步推动劳动分工愈发精细、各生产环节协作更加紧密，生产社会化程度持续攀升。社会化大生产要求与之相适应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在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仍占据主导的情况下，生产社会化程度越高，二者之间矛盾越深化，占比多数的劳动者受占比少数的资本家的剥削更为严酷。为掩饰阶级分化和对立，继续维持资本主义的生命力，整个社会不仅不能“去意识形态”，反而要生成更具隐蔽性和迷惑性的意识形态话语。
第二，生产力愈发展，愈需要创造需求，就愈需要覆盖广泛、深度渗透的意识形态话语。生产力和科技进步满足了大众部分的物质需求，但也持续制造着“虚假的需求”，并把“虚假的需求”强加给人们，形成覆盖广泛、渗透隐蔽的意识形态。随着生产力提升，商品生产远超社会成员需要，为此就需要不断刺激产生新需求，以维持经济系统“健康”运行。于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便控制商品生产，即根据生产和需求控制消费者，赋予商品一定价值符号、特殊意义，以此“启发”消费者明白自己的需求、扩大自己的欲望。例如，以广告为代表的大众传媒凭借艺术化修辞与隐喻性包装，将虚假的需求重构为令人沉迷的消费欲望符号，使消费者沉浸在“买了又买”的消费“魔咒”中不可自拔。持续性消费支出转化为资本家源源不断的利润，资本家用这些利润投入扩大再生产，从而实现资本增殖，进一步加剧了贫富两极分化。
第三，生产力愈发展，需求愈扩大，愈需要娱乐化、碎片化的意识形态话语。生产力和科技进步满足了大众部分精神文化需要，但也减弱了大众的批判意识，使人们在不知不觉中接受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娱乐化、碎片化的意识形态话语深度渗透工作之外的闲暇时间，实现对个人闲暇时间的规训与支配。法兰克福学派把这种凭借现代科学技术实现文化产品大规模复制传播的文化产业体系称为“文化工业”，认为它是文化资本化的结果，“文化工业对消费者的影响是通过娱乐确立起来的”，[12](p.123)主要任务是带给人感官愉悦和享受。这种经由流水线式的文化产业体系炮制出来的“快餐”大众文化，充分体现单一娱乐消遣向度，把大众推向平庸单调，使其沉浸于通过物性补偿获得的“虚假快乐”，丧失理性的批判意识和崇高的精神文化追求。“整个世界都要通过文化工业的过滤。”[12](p.113)当前，借助数字技术批量生产的动态符码、吸睛短视频、炫彩游戏等，成为控制人的新文化工具。大众目不转睛盯着“大屏”“小屏”，享受数字技术带来的欢娱，精神世界也被充斥着消费娱乐的日常生活所“窄化”，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话语表现出“自发同意”。
由是观之，生产力进步导致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控制更加严密、虚假性更为显著。列宁明确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技术和科学的进步意味着榨取血汗的艺术的进步。”[13](p.19)马尔库塞严厉批判发达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控制，认为这是新型极权主义的“单向度社会”。人们生活在一片被虚假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炙烤的焦土上，失去真正滋养精神生命的营养供给，成为“单向度的人”。这种建立在不合理且日趋分裂的社会关系之上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并不是人类文明终极形态的组成部分。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8](p.875)当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急剧激化，周期性经济危机频繁爆发，生产力发展至无法被容纳的阶段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制度终将走向终结，建立于其上的虚假意识形态及其话语必然随之瓦解。
三、社会主义社会需要构建真实的意识形态话语
社会主义公有制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将瓦解阶级分化的物质基础，消解自由、平等、民主、博爱等话语的虚假性。由此，意识形态及其话语，得以从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工具，升华为社会共同意志的表达，最终指向共产主义社会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实现。鉴于进入共产主义社会需经历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逐步演进，而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尚处于初级阶段，其意识形态及其话语必然伴随社会形态演进的历史进程，逐渐彰显真实性。
（一）社会主义社会要求“还原”意识形态话语真实性
在全球化深入发展与世界格局深刻调整的背景下，资本主义国家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贫富分化加剧、阶级矛盾尖锐、周期性经济危机爆发等问题，严重威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未来究竟去向何方？一些资产阶级思想家提出改良主义观点，认为社会主义并不是摆脱资本主义危机的出路，实行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国家干预资本主义或工业资本主义的模式可以维持资本主义制度永续发展。事实上，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在大萧条时期暴露出市场机制的致命缺陷，国家干预资本主义未能化解20世纪70年代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滞胀”危机，民主社会主义的福利国家模式也因财政不可持续性而面临挑战，美国自2009年推行的“再工业化”战略至今未见显著成效，这些模式已被或正在被证明是不可行的。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不变的前提下，任何自我调节式的改良只能“修修补补”，无法从根源上消解资本主义的系统矛盾，也无法破除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的虚假性。
马克思和恩格斯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指出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14](p.597)资本主义社会也是阶级社会发展的最后阶段，“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14](p.592)进而进入一个真正的“人类历史”阶段，即共产主义社会，这是一个消除了阶级与阶级对立、剥削与被剥削关系的社会。“如果说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一定要联合为阶级，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那么它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也就消灭了阶级对立的存在条件，消灭了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从而消灭了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14](p.53)这与资产阶级以共同利益为纽带把劳动人民团结到革命斗争中，而在革命胜利后就对他们进行剥削和压迫是完全不同的。社会主义社会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目标是实现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的直接结合，改变资本主义制度下两者分离的状态，消除人对人的剥削关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广大劳动者共同成为生产资料所有者，资本变为公共的、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财产，全体社会成员的根本利益因此趋于一致。这决定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能够真实反映社会现实关系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虽然是真实的，但并非封闭僵化，将自由、平等、民主、博爱等排除于规定之外，而是通过扬弃，使之升华为具有制度保障、真正得到实践的价值观，还原意识形态话语的真实性。
第一，社会主义要实现的是广大劳动者的自由。自由本就不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的专属，社会主义社会要实现的自由并非资本主义的形式自由，而是“更高级形式的”、真实的自由。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自由，主要体现为政治与法律层面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不受侵犯的消极自由。社会主义则通过彻底消灭一切不自由的制度根源——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为人人自由奠定坚实经济基础，不仅保障政治权利和法律规范层面的自由，更致力于确保人人享有自由发展、自我实现的权利和机会。恩格斯明确提出：“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制度将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15](p.652)在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框架下，广大劳动者成为生产资料主人，生产过程复归为劳动者自主劳动的实践，劳动性质实现了从资本增殖工具向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历史性转变。由此，劳动者得以摆脱“人的依赖关系”和“物的依赖关系”的钳制与奴役，在真实的“联合体”——社会主义社会及其高级阶段的共产主义社会中，实现“真正的人的自由”“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4](p.53)达到个人自由与社会自由的高度统一。
第二，社会主义社会要实现各领域各维度的平等。人人平等是人自由发展的必要前提。阶级是造成社会不平等的深刻根源，“无产阶级平等要求的实际内容都是消灭阶级的要求。任何超出这个范围的平等要求，都必然要流于荒谬”。[16](p.113)尽管资本主义社会废除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中的公开特权，但在经济上容许资本家无偿占有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造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财富、地位等领域的深刻不平等。真正的平等，“应当不仅仅是表面的，不仅仅在国家的领域中实行，它还应当是实际的，还应当在社会的、经济的领域中实行”。[16](p.112)社会主义制度的目标是彻底消灭因私有制而产生的阶级差别与阶级剥削，根除社会不平等的根源，使社会平等首次作为真实而全面的平等得以确立，为实现共产主义奠定基础。这种真实的平等具体表现为国家权力从阶级统治工具，转化为社会共同意志表达的载体，人人平等享有政治和法律权利并履行义务，实现政治平等；人人平等占有生产资料，拥有运用生产资料进行生产劳动的权利，获得劳动平等；“平等就在于以同一尺度——劳动——来计量”，[9](p.435)按劳分配原则使广大劳动者更深刻体认作为生产资料主人的地位，强化分配平等。
第三，社会主义社会要实现的是人民民主。经济领域的自由与平等，为政治民主的实现奠定了坚实基础。列宁深刻发问：“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民主，还是以力争废除私有制为基础的民主？”[17](p.96)资本主义虽标榜“主权在民”，却从未真正实现。究其根源，其所谓的“主权”实质是资产阶级生产资料所有权，“民”意指占据社会少数的资产阶级。因此，“主权在民”不过是资产阶级统治权的实施形式。与之相对，社会主义的“主权在民”，“主权”由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全体社会成员享有，人民切实掌握管理国家的真实权利。社会主义民主公开宣称服务人民的根本利益，真实性体现在消解阶级分化的物质根源，使劳动者成为生产过程的平等参与者与社会财富的共同所有者，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同时表现为联合人民群众掌握国家政权，确保多数人能够参与国家与社会事务的管理。马克思在评价巴黎公社实践时指出：“公社——这是社会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把它从统治社会、压制社会的力量变成社会本身的充满生气的力量；这是人民群众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他们组成自己的力量去代替压迫他们的有组织的力量。”[9](p.195)
第四，社会主义要实现的是“真正的人类之爱”。社会主义自由、平等、民主的实现，确证了人与人生产关系与社会关系的真实性，使人与人的“爱”回归本真状态，而非抽象空洞的博爱。在阶级出现后，所谓普世的“人类之爱”便不复存在。资本主义社会也不存在其宣扬的无条件、超阶级的博爱，“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14](p.34)博爱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给工人阶级制造的“甜蜜幻想”。唯有社会主义社会才能实现人与人之间的真实情感。一方面，生产资料占有关系的社会化消解了私有制结构，社会生产由自觉的计划性组织取代市场的自发性机制，劳动异化的根源被消除。经济基础的重构使人与人的情感不再是道德规范的外在要求，而是社会成员维护共同利益的理性选择。人们在共同劳动中形成的新型人际关系，既扬弃了传统宗法社会的依附性情感，也超越了资本主义原子化个体的虚假联合，使互助协作成为普遍交往方式。另一方面，“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现在正在各地提倡各民族的兄弟友爱，用以对抗旧的赤裸裸的民族利己主义和自由贸易的伪善的自私自利的世界主义”。[18](p.662)社会主义否定任何以民族、种族、地域为界限的狭隘情感，将每个劳动者的自由发展视为全体人类自由发展的条件，是一种“把一切人都联合起来”的“真正的人类之爱”。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指向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是建立在“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8](p.683)之上的更高级社会形态。在此社会形态中，物质生产与文化创造的成果充分涌流，为“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届时，劳动异化现象将被彻底扬弃，一切基于阶级、特权或强制分工的社会不平等根源被彻底消除，个人得以在智力探索、体力实践、创造力迸发以及社会关系丰富性等多方面，实现前所未有的充分发展。
（二）意识形态话语真实性的实现需要一个历史过程
在实践中，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广大人民，通过革命斗争成功推翻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统治从而夺取政权，在社会主义政权保障下，实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确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支持和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国产色情意识形态领导权逐步确立，人们摒弃封建文化思想，扬弃资本主义“虚假意识”，形成了自由平等、公平正义、民主法治等话语观念。这与马克思、恩格斯最初设想的革命进程有所不同。社会主义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通过吸取工业化、现代化文明成果，规避资本主义制度弊端，实现社会形态向社会主义的发展，从而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但是，由于“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9](p.434)也就是说，受制于生产力相对落后与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客观历史条件，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无法直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要经历特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及各个历史发展阶段。在初级阶段，实现真正的自由平等、公平正义、民主法治等的生产方式与制度基础尚未完全发展起来，而“真正的自由和真正的平等只有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才可能实现”。[19](p.582)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和团结带领广大人民，通过废除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剥削压迫，确立了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解放了社会生产力，推进了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升。在政治领域，建立了工人阶级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依托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切实保障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基本权利，推动中国在自由平等、公平正义、民主法治的道路上取得重大进展。然而，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生产力水平较低的条件下，曾出现脱离实际、超越发展阶段的做法，不仅未能实现社会公平与共同富裕的预期目标，反而挫伤了劳动者生产积极性。但是，不能因为社会主义理想尚未完全实现，就质疑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开放后，社会上一度出现主张全盘西化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试图使改革开放脱离社会主义方向。邓小平深刻指出：“中国根据自己的经验，不可能走资本主义道路。道理很简单，中国十亿人口，现在还处于落后状态，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更快地富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产生一批百万富翁，但顶多也不会达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仍然摆脱不了贫穷，甚至连温饱问题都不可能解决。”[20](pp.207-208)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警惕“左”和右的错误，应该清楚认识到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根本任务是大力发展生产力，不断发展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逐步消灭阶级差别和社会不平等，为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奠定坚实基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2](p.20)当前，我国存在发展不充分不平衡问题，城乡、区域、收入差距仍待弥合，民主法治、社会保障等制度尚须完善，同时面临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话语的渗透和挑战。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无法跨越。通过生产力解放与生产关系调适的双向互动，可以创造向更高社会形态过渡的物质基础与制度条件。随着社会主义从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跃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及其话语的真实性必将不断彰显，自由平等、公平正义、民主法治等核心价值的制度保障与实践展开也会逐步完善，这一过程本质上是价值理想与社会存在辩证运动的展开。为此，要坚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不断解放发展生产力，推动社会财富充分涌流，“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2](p.22)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健全政策法规体系，开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教育，保障和促进自由平等、公平正义、民主法治等不断实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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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蒋雪莲.资本主义让意识形态变为虚妄——兼论意识形态话语的虚与实[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5,(05):80-91+93.